本来有条件统一六国，建立一统帝国的齐国，在最后一代国君齐王建的昏庸和奸臣后胜的贪贿谄媚之中灭亡了。齐国为什么从春秋五霸之首、战国七雄之冠的泱泱大国到被强秦所灭？是应该从各方面探讨其历史原因和教训的。

　　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云：“齐王建有三过人之巧，而身虏于秦者，不知贤也。”这说明前人早已从政治上探讨齐国灭亡的原因了。较为直接的近因就是齐王建不任用贤人，又昏庸无能，一味听从奸臣宾客的诡言，所以造成了齐国政治上两方面的失败：一是对外迎合了秦国“远交近攻”的策略，破坏了合纵之盟，矢去了其他诸侯国的支持，给了秦国各个击破的机会；二是离间了到国防的安全，直接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齐国国君“不修守战之备”，老百姓则完全丧失战斗性，当秦国大军压境时，就出现了“民莫敢格者”的结果。

　　而秦国的情况与之相反。据《荀子·强国》载：“应侯问孙卿子曰：‘人秦何见？’孙卿子曰：‘其固塞险，形势便，山林川谷美，天材之力多，是形胜也。入境观其风俗，其百姓朴，其声乐，不流污，其服不挑。甚畏有司而顺，古之民也。’”孙卿子所见到的秦风民俗，质朴清雅，穿着从容有常无奇装异服。这样的民风就会使“百吏肃然，莫不恭俭敦敬，忠信而不楛”，就会使士大夫“出于其门，入于公门，出于公门，归于其家，无有私事”。这样，也就会使老百姓形成“修习备战，高上气力，以射猎为先”的风习。朱熹说：“秦之俗，大抵尚气概，先勇力，忘生轻死。”这就无疑会大大增强秦国的兵员素质和在战场上的战斗力。齐、秦风俗民习对其在统一中战斗力的不同影响于此可略见。

　　又次，齐人贪利而秦人好功。齐人立国之初，太公首封，治齐以尊贤上功为时尚，对齐国的立国施治起了重大的作用，也形成了尊贤上功的优良传统。但到中后期，由于经济发达，奢侈之风的影响，又加上地处中原东陲，在诸侯各国互相攻伐的形势下，“五国各自救于秦，以故齐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。”齐人的重功传统逐渐被趋利所代替，并向私利和唯利发展。其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胜过了对军功的向往，朝野上下形成一种追名逐利之风。“众庶百姓，皆以贪利争夺为俗”，而卖国求利之徒直接断送齐国的命运。后胜受金误齐，齐不贷粟于赵使赵败亡都说明了这一点。

　　而秦人重军功、上耕战、立法度、修战备已成共识，本来秦地处西陲其风俗就有浓厚的戎狄特点，“其人不让，皆有斗心”，“秦之野人，以小利之故，弟兄相狱，亲戚相忍”是其特点。特别是自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之后，更是“变法修刑，内务耕稼，外劝战死之赏罚，孝公善之”。“修守战之具，外连横而斗诸侯。”秦国统治者用军功、物利鼓励人民作战生产的办法，激励了秦人勇敢杀敌的热情，使秦军成为当时作战最勇敢、战斗力最强的军队，使秦国在战国末期那样列国纷争的局面中，具有了取胜的优势。

　　最后，齐贵黄老、阴阳之学而秦重法制。黄老之学崛起于齐威王、宣王时期的稷下。最初它是出于政治的需要，宣称田齐是黄帝的胤胄，为正名分作为维护田齐统治的思想武器，起了一定的作用。但是它提出“因道全法”的思想，指出“道”是“无根无基，无叶无荣，万物以生，万物以成”的静因之道，以效法天地，因任自然作为至高准则。这种学说对战国后期处于列国纷争，一切校胜于战场的社会环境中的齐国，不仅不合时宜，而且是涣散民心、衰败士气的毒剂，直接影响到齐国的综合国力。

　　战国后期齐国还有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说。它讲求“五德始终”，“五德转移，治各有宜，而符应兹”。邹衍之语，多为“怪迂之变”，是些“闳大不经”的话，距现实较远，使人们往往难于推诚置信。同时，他的“五德始终”之说，把朝代交替、统一的成功，看成上天的安排。这在当时群雄竞战、列国纷争的形势下，实际上是涣散了齐国的军心和民心，对齐国的统一事业是大有其害的。黄老和阴阳五行学说的盛行，更直接的后果是大量神仙方士的产生，给齐国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，“燕齐之士，释锄耒，，争言神仙方士”（《盐铁论·散不足》），不事农桑，专务空谈神仙之风甚嚣尘上，使齐国在群雄争霸中，从思想上自我解除了武装。

　　而秦国的社会思想却呈现另一种景象：他们君王专制、中央集权、重势尚刑。在思想上主张排斥百家，实行文化专制，崇尚赤裸裸的功利主义，表现出强烈的轻伦理、重实利的倾向。这种倡专制、重法术、尚功利、提倡严刑峻法的思想，在以武力统一天下的过程中，在那种军事胜负压倒一切的情势下，无疑是一种极合时宜的思想利器。大大地加强了思想的统一、步调的一致，大大提高了秦国的战斗力。

　　基于上述分析，在公元前221年秦国先灭掉韩魏燕赵等五国之后，再来攻打孤立无援的齐国，齐国已是朝无贤臣，野无精兵，人心涣散，就只有先降后亡的结局了。